第六章 被童话哄骗

轻信是成年人的弱点，却是儿童的力量。

——查尔斯·兰姆，《伊利亚随笔集》，1823年

我们好奇若渴，这是一种诗性的渴望，它本应该滋养真正的科学，但何其不幸，它却遭到了绑架、劫持，往往被用于谋取金钱利益。绑匪包括迷信的掮客、特异功能人士和星相大师等等。他们动用蛊惑人心的花言巧语，煽动起了一个又一个虚假的浪漫：什么“宝瓶纪元的第四宫”、“海王星退行，移入人马座”等等。天真易感的人们，几乎分不清星相师们的话和真正可信的科学诗意，如卡尔·萨根和安·德鲁扬（Ann Druyan）在《被忘却的祖先的影子》（Shadows of Forgotten Ancestors，1992）中所说的“俯仰宇宙，品类之盛，超出想象”、“这个圆盘的边缘荡漾着可能的未来”等（这本书主要叙述了太阳系如何从一个旋转的星云圆盘中凝结出来）。萨根在另一本书中评论说：

怎么就几乎没有一个主要宗教关注过科学，并得出结论：“这太棒了，比我们所想象的要好得多！宇宙比我们的先知所讲的要大得多、壮丽得多、美妙得多、优雅得多？”他们反而这样说：“不！不！不！我们的神是一个小神，我希望他一直保持他那个样子。”无论是新宗教还是旧宗教，只要强调现代科学所揭示的宇宙是伟大壮观的，就可以开发出一座尊重科学、敬畏科学的宝库——这是传统信仰很难具有的。

——《暗淡蓝点》，1995年

目前，传统宗教虽然在西方世界衰落，但取代它们位置的似乎并不是科学，以及科学所清楚揭示的、无比壮观的宇宙，而是特异功能和星相学。有人也许指望在这个科学高歌猛进的世纪，科学以及由科学带来的财富，会最终融入我们的文化和审美之中。然而，即使不必回到20世纪中叶悲观主义者斯诺（C.P.Snow）的观点，我也很不情愿地发现，离21世纪只有两年了，但这些愿望都远远没有实现。占星图书销量好过天文图书，电视为二流魔术师提供粉墨登场的舞台，让他们摇身变为通灵术士和透视眼。本章将努力揭露迷信和巧妙的骗术，解释真相，并告诉人们识别骗局的简单方法。在第七章中还要提倡一个简单的统计学思维，以期待用此良药，解救“特异功能传染病”患者。首先，我们来探讨一下星相学的问题。

1997年l2月27日，英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之一《每日邮报》（Daily Mail）把头版大部的主打文章奉献给了一则星相学故事，其通栏大标题是“1998：宝瓶座的黎明”。文章承认，海尔·波普彗星的到来，不是造成戴安娜王妃死亡的直接因素，这几乎让人们如释重负，感激不尽。怀揣报社高额报酬的星相大师告诉我们，随着“行动缓慢、力量强大的海王星”移向宝瓶座，其力量汇合同样强大的天王星的力量，将产生戏剧性的结果：

……太阳在升起。彗星降临提醒我们，这颗太阳并非一颗物质的太阳，而是一个精神上的、心理上的、内在的太阳。因此，它不一定要遵循引力定律。如果有足够多的人起身去欢迎和激励它，它就会在地平线上升得更快，它一出来，就能驱散黑暗。

在天文学揭示了宇宙真正面貌之后，人们怎么还会认为这种胡说八道有什么感召力呢？

在一个没有月亮的晚上，当“寒星点点，看着天空”，银河遥远黯淡，仿佛是天穹唯一的云彩，请置身于一处远离街灯污染的地方，躺在草地上凝望星空。你表面上注意到的是天上的星座，但是星座形态之意义，并不超过浴室天花板上一团湿气留下的痕迹（之意义）。因此，请注意，说“海王星移入宝瓶座”究竟有何含义？宝瓶座对我们而言，不过是远近不一的许多恒星，这些天体彼此之间其实没有关系——除了这样一点：从银河系的某一个位置（即我们这个并不特殊的位置）看去，它们构成了一个（没有意义的）形状。一个星座完全不是一个实体，所以也无法让海王星或其他任何天体真的“移入”。

此外，星座的形状，都是“短暂”的。一百万年之前，我们人类的直立人祖先在夜晚所凝望的群星，是和今天完全不同的一套星座组合形式（当时没有灯光污染，除了我们祖先的杰出发明——篝火）。一百万年之后，我们的后代在天空所看到的，又将是另外一些形状。我们现在就已经准确地知道“那时的星座将是什么样子”。做出这种详细预见的人，是天文学家，而不是星相大师。而且，再一次和星相大师的预言相比，天文学家的预言将是正确的。

因为光的速度是有限的，所以当你凝视仙女座中的大星系时，你所看到的，实际上是它230万年前的模样，那时，南方古猿正在非洲南部的高地草原上悄然潜行。你在回望过去的时光。把你的目光稍微偏转几度，去看一看最近的仙女座中的一颗明亮的星星——奎宿九，你看到的“过去时光”就非常晚近了——它的光大约产生于1929年华尔街股市崩溃的时候。同样，你所目睹的太阳的颜色和形状，实际上也是太阳8分钟以前的形象。用一台大型望远镜来观测草帽星系（Sombrero galaxy），你会看到几万亿颗太阳，时间是我们长尾的先祖茫然眺望苍穹的时候，当时印度次大陆撞上亚洲板块，隆升造成喜马拉雅山。而斯特梵五重星系（Stephan's Quintet）中两大星系发生的大规模碰撞展示给我们的时代，正值地球上三叶虫刚刚灭绝，而恐龙正在登场。

列举任何一个历史事件，你都可以发现遥远的地方有一颗星，它的光能让你一瞥发生该事件的那一年所发生的某些事情。只要你不是一名非常年幼的儿童，那么你就能在夜空的某处找到你自己的一颗诞生星。它那热核反应发出的光，宣示着你诞生的那一年。的确，你可以找到不少这样的星星（如果你今年40岁，那就有大约40颗；如果你50岁，就会有大约70颗；如果是80岁就会有大约175颗）。当你注视其中的一颗星，你的望远镜就会变成一架时间机器，使你目击你诞生那一年发生的热核事件。意兴湍飞，俊采星驰。这样想一想，真令人心驰神往、自命不凡，但是——也仅此而已。你的诞生星，不会屈尊来告诉你任何事情，如你的性格、你的未来命运或你的性生活是否和谐。这些星星有更大的事业要做，对它们而言，人类的那些微小琐事，实在不足挂齿。

当然，你的诞生星只在这一年属于你。下一年，你就得观察一个更大的空间球体表面，比上一年远了一光年。请把这种球体的膨胀视为报喜的辐射半径，在稳定地向外广播你诞生的消息。大多数物理学家都认为，在我们生活的“爱因斯坦的宇宙”中，没有任何东西的速度能够超过光。所以，如果你有50岁，传递着你人生信息的大泡泡，半径就是50光年，大约包含超过1000颗恒星。你的人生信息在理论上充满着这个球形空间，尽管在实际上微不可测。超出这个范围的宇宙，则对你没有任何记录。在爱因斯坦理论的意义上，你在那里相当于是不存在的。年长者之存在的“空间大球”大于年轻人存在的“空间大球”，但没有任何人的存在能超越宇宙中“沧海一粟”的范围。在我们迎接耶稣纪元的第二个千禧年之际，耶稣的诞生也许可以看作古代的和重大的事件，但是在宇宙尺度上，它是如此新近的事件——即使在最理想的状况下，耶稣的诞生也只不过是向宇宙中200万亿分之一的星星的宣告了其存在。这些星体大部分（若非全部的话）都被自己的行星所环绕。行星的数量是如此庞大，以至于很可能有的行星上面存在生命形态，有的进化产生了文明和技术。然而，分隔我们的时间和空间，是如此遥远，以至于亿万种生命形式只能自生自灭，彼此之间无知无觉，不可能知道任何他者的存在。

为了计算“诞生星”的数目，我假设那些星体之间的平均间隔约为7.6光年——这差不多是银河系中我们附近星体距离的真实情况。每颗星体占据440立方光年的空间，这样低的密度让人大为吃惊，但和整个宇宙中星体的密度比较，这密度实在算是很大了！因为许多星系之间就是虚空。艾萨克·阿西莫夫有一段非常戏剧性的描述：宇宙中的所有物质，就好比是一粒沙子，被放在一个长、宽、高各为32公里的巨大房间的中央；而物质的实际分布，就好像一粒沙子被粉碎成了10万亿亿颗细小微粒，这差不多就是宇宙中星体的数量。这些就是让人头脑冷静下来的某些天文学事实，你可以看到，宇宙之中有大美！

两相对比，星相学则是对审美的一种亵渎。星相学用前哥白尼时代的呓语，抹黑作践天文学，同时也侮辱了心理科学和多彩的人性，就好像是用贝多芬的交响乐进行吆喝叫卖。我说的是星相大师轻率地把人分成12个星座，及其潜在危害。他们胡诌天蝎座的人性格愉快、开朗，狮子座的人办事一丝不苟，和天秤座（或其他什么星座）的最合得来，等等。吾妻拉拉·沃德记得，有一次某美国小演员找到他们共事的一部影片的导演，问他：“嗨！普雷明戈先生，您是什么星座？”导演用他那浓厚的奥地利口音回答：“我是‘勿扰我’星座。”妙答恒久远，一课永流传。

人的个性，是一种真实存在的现象；心理学家建立数学模型，从多方面研究各种个性，已经取得了某些成功。数学方法可以把海量参数减化成少数几个可以测量的参数，服务于合理的目的。这几个可以测量的参数，有时与我们直观认为的参数一致——侵略性、固执或装模作样等。从许多维度中总结出个性，是一种有用的统计分析法，可以估计出一个人的局限到底在哪里。这完全不同于任何排他的分类法，也肯定迥异于报纸上星相大师的12个箩筐。它建立的基础，是对真实个体进行的数据分析，而不是取决于生辰八字。心理学家的这种分类方法，有助于测定一个人适合干什么样的工作，或哪两个人结婚更理想。而星相大师的12星座分类法则毫无根据，人们如果相信它，就是花钱买罪受，自寻烦恼。更有甚者，它们完全抵触我们目前某些严重的禁忌，以及违反“反对歧视”的法律。报纸灌输给读者们，让他们把自己的、朋友的或同事的命运，匹配天蝎座、天秤座或那12个神秘的“星座”中的某一个星座。只要认真想一想，你就会明白——这不就是用贴标签的方法来分类吗？！这和我们许多人十分厌倦的文化上的刻板印象，又有什么不同？！我能想象刊登在某报纸的每日专栏中的蒙蒂·皮森（Monty Python）画的速描，其说明文字写道：

德国人：你天性是工作努力，办事得法，这些对你今天的工作非常有用。在你的个人关系方面，特别是在今晚，你将需要克制自己听别人使唤的本性倾向。

西班牙人：你热情的拉丁血统可能对你很有利，所以要注意别干那些会使你后悔的事。如果今天晚上你有浪漫的渴望，在午餐时最好别吃大蒜。

中国人：不可思议地具有很多优点，但它们在今天可能会给你帮倒忙……

英国人：你的铁嘴铜牙在业务谈判中很有用处，但要尝试放松，并且使你自己进入社会生活……

就这样，统统写出对12国人民的刻板印象。当然，星相大师使用的语言不会这么具有冒犯性，但我们仍然要问问自己，这两者又有什么区别呢，不是五十步笑百步吗？两者都犯了种族歧视的罪过——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把人们分成各种排他性群体。即便有那么一点点统计学的证据，这两种歧视都鼓动我们用偏见来看人——把人当成某种类型，而不是个体来处理。你可能已经在类似“孤独心灵”的征友专栏中读到过那些短语，他们经常使用“不要天蝎座”、“金牛座勿扰”这些话。当然，这些话并不像“黑人严禁……”或“爱尔兰人不得……”的标语那样恶劣，因为星相学的偏见并不专拣某一星座进行褒扬或贬低，但他们骨子里仍然存在歧视性模式化原则——反对把人们作为个体来进行认知。

这些，甚至会产生可悲的人事后果。人们在“孤独心灵”专栏中发布广告的目的，就是扩大范围寻找性伙伴（的确，由工作圈或某些朋友的朋友提供的圈子往往是乏味无聊的、亟需加以丰富）。长久渴望的融洽友情，本可以温暖那些“孤独心灵”，改变他们的生活，但他们却被错误地鼓励毫无道理地抛开有效人群的11/12。世界上存在感情脆弱的人，我们应该对他们施以同情，而不是故意误导他们！

有这样一件无名氏的轶事：几年前，受雇于某报社的一位“段子手”抽到了短签，被吩咐去编造一些预言性的星相建议；他为了减少这项工作的无聊和无趣，想找些乐子，于是写道：“同即将降临到你头上的灾难相比，去年所有的不幸与遗憾，真是不值一提。”结果，这让许多读者惊恐万状，纷纷打进电话，报社线路爆满，这位老兄被炒了鱿鱼。轻信星相的人是多么可悲，此为一例血泪斑斑的实证！

除了反歧视法律之外，还另有法规保护我们免受“商家虚假宣传其产品”的欺骗。但是，人们却没有援引法律，保卫自然界的简单事实。如果动用法律武器的话，星相大师们将撞到枪口上，提供一个极佳案例。星相大师们声称可以预测未来，可以预知上天赐给一个人的性格特点，在一些人面对重要选择时，可以提供“专业性”建议。但他们做这些，都要收取不菲的钱财，却不用负任何责任。如果一家制药厂生产避孕药，但实际上根本达不到它所宣传的效果，那么制药厂必然要受到《商品说明法案》（Trade Descriptions Act）的追究，以及受到服药后却怀孕了的消费者的起诉。虽然这再一次让人感到有些小题大做，但我实在搞不懂，为什么没有“职业星相师”因为弄虚作假或者煽动歧视而被逮捕法办呢？

1997年11月18日，伦敦《每日电讯》报道了一位自封之“驱魔人”的罪行。该男子在前一天被判入狱18个月，因为他借口要为一名少女驱魔，而说服这名易轻信的少女与他发生了性关系。男子给少女看了一些手相和巫术方面的书，然后告诉她“大凶，有人把厄运带上了你的身”。为了从这少女身上驱除“邪魔”，该男子骗她说要在她身上涂一种特殊的油，结果少女同意脱光自己的衣服。男子声称必须发生性关系才能“驱走邪魔”，于是诱奸了少女。我认为，社会对同样的犯罪，不能采取两种处理方法。如果监禁这名诱奸犯是正确的做法（虽然少女已经超过了法律许可的保护年龄），我们为什么不能同样起诉那些骗人钱财的星相师，或者哄骗石油公司用股东的钱来支付昂贵的钻探“咨询费”的人呢？相反，如果有人抗议说，江湖郎中从傻瓜口袋里骗钱并无罪过，那么诱奸少女的“驱魔人”为什么不可以用同样的理由来为自己脱罪呢？他只需说少女有权献出自己的贞操，来履行一场（当时她深信不疑的）宗教仪式，就可以了。

没有任何已知的物理机制表明，在你诞生的时刻，某些遥远天体的位置能够对你的天性或命运施加什么具有因果关系的影响。这并不能排除一些未知物理影响的可能性。但是，只有在有人能够提出证据，证明行星在星座背景中的运动的确会对人类的活动产生影响（哪怕是极细微的）的情况下，我们才需要劳神去考虑这样的一些物理影响。但迄今为止，还没有一种能够经受得起专业检验的证据；对星相学进行的科学研究，绝大多数未产生肯定的结果。只有极少数研究很无力地暗示，星相和性格之间有一定的统计相关。这些为数极少的“肯定的结果”是怎么回事呢？有一种非常有趣的解释——很多人仰观宇宙，颇通星相，他们知道自己按照星相“应该有”哪一种性格，于是他们就有一个微小趋势，要按照这些期待去生活。这种心理暗示诱导作用，足以产生所观察到的细微的统计学效果。

任何值得尊敬的诊断方法，或占卜方法，最起码都应该通过可靠性测试这一关。这并不是测定它是否实际有效，只是测定不同的从业者在面对同样的证据时（或同一受试者两次面对同样的证据时）意见是否一致。尽管我认为星相学是假的，但我仍然真心希望它在自相一致的意义上有很高的可靠性。毕竟，不同的星相大师都该读过差不多的书才对啊！即使他们的预言是错误的，你也会认为，他们使用的方法应该是足够系统的，从而起码应该能够“重复产生同样的错误结论”！

可惜，正如迪安（G.Dean）及其同事们的研究结果所表明，术士们甚至达不到这些最起码、最容易的标准。相比之下，由不同的面试官按照结构化面试程序对人们的行为进行的判断，相关系数超过了0.8（相关系数为1.0表示完全一致，－1.0表示完全不一致，0.0表示完全随机或缺乏联系，而0.8则表示相关性相当好）。与此相反，在同样的研究中，星相学的相关系数仅是可怜的0.1，约等于看手相的0.11，表示接近于胡蒙。不管星相大师的错误有多大，你也许会想：他们毕竟应该统一口径、一以贯之。但事实证明，你高看他们了！同样，笔迹分析和罗夏（墨迹）分析，效果也没好多少。

占星工作所需的培训或技能甚为简单，以至于这种工作往往交给那些有空闲的新记者。1994年10月6日，记者简·摩尔（Jan Moir）在《卫报》（Guardian）上发文说：“我在新闻界得到的第一份工作，就是为一份女性杂志撰写算命天宫图。这种职场工作通常交给那些刚入职场的新手，因为这项工作是如此愚蠢、如此简单，即使像我这样乳臭未干的笨蛋也干得了。”同样，魔术师和理性派人物詹姆斯·兰迪（James Randi）还是小伙子的时候找到了一份工作，取了个笔名叫佐兰，在蒙特利尔的一家报社当星相师。兰迪的工作方法就是找来旧的占星杂志，用剪刀裁下那些预言，放在帽子里乱搅一通，然后随意粘贴在12个星相下面，再作为他自己的“预言”抛售给读者。他描述了自己有一次在某咖啡厅吃午餐时，偶然听到了两名办公室文员关于星相的交谈；他们急切地在报纸上的“佐兰专栏”中寻找着什么。

他们看到自己的前途是那么辉煌，高兴得尖叫起来；在回答我的问询时，他们说上星期佐兰专栏的预言“应验了”。我没有说我就是佐兰……专栏读者的来信也相当有趣，足以使我坚信，很多人会接受并甘心迎合他们认为的具有神秘力量的大师所说的任何话。悟到了这一点，佐兰放下剪刀浆糊，离开了这项营生。

——《胡言乱语集》，1992年

问卷调查提供的证据表明，很多阅读每日星相的人士“并非真的相信这一套”。他们声明，读这些只是为了“消遣”（他们欣赏虚构故事的口味真的和我不一样！）。但仍有相当多的人确实相信星相，并且按照星相所说的去行动，据惊人的但显然可信的报告，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担任美国总统期间，也曾这么做！那么，为什么会有人相信星相呢？

首先，算命或相面都是温和平淡、言语含糊和笼统言之的，几乎适用于任何人和任何事。人们通常在报纸上只看自己的星相，但如果他们去看其他的11个星相，就绝不会再惊讶于“自己的命运被预示得这么准”。其次，人们总是记得被说中的事，而忽略没有被说中的事。如果在一大段星相分析中，恰好有一句话说到了你的心坎上，你就会只注意那一句特别的话，对其他句子视而不见。即便人们注意到“预言明显未能应验”，他们也很可能会视之为有趣的例外或反常，而不会认为算命先生是通篇胡扯。保卫大自然的真正英雄、电视科普大师大卫·贝拉米（David Bellamy）曾在《无线电时报》（Radio Times，英国广播公司曾经受尊重的喉舌）上撰文承认，他在一些事情上遵从了“对摩羯座的警告”，即做事不可莽撞。但大多数时候，他都是低头昂角，像真正的山羊一样横冲直撞。这岂不是很有意思吗？的确，我要认真地宣布，这证实了我常说的一句话：例外才证明了规则！贝拉米自己心知肚明，但他仍然附和那些受过教育却仍沉湎于星相学的人，把它作为一种无害的消遣。我怀疑——星相学真的无害吗？我想知道：说星座很有趣、很娱乐的人们，是否真的从中得到过什么乐趣？

“女子诞下7斤重的小猫”是《周日娱乐报》（Sunday Sport）典型的大标题，和其美国同类报刊如《国民探究者》（National Enquirer，发行量400万份）一样，它总是把荒唐不羁的天方夜谭当成真人真事来大肆宣传。我曾经遇到一位妇女，全职受雇于一家这种美国出版物，专门编造这类故事。她告诉我，她和同事们互相比赛，看谁能编造出最荒诞离奇的鬼话。结果发现，这种比赛没边没沿、完全没法决出胜负，因为看来读者能够相信任何印成文字的奇谈怪论。在“女子诞下7斤重小猫”后面的一页，《周日娱乐报》还刊登了一篇文章：某魔法师因为受不了妻子唠叨，就把她变成了一只兔子。除了这种迎合歧视唠叨妇女的陈词滥调，这份报纸还在荒诞故事中添加了仇外的佐料：“发狂的希腊人把孩子变成了烤肉串。”这些小报中其他受欢迎的故事还有“火星上发现了猫王塑像”，以及“玛丽莲·梦露转世成了一颗莴笋”（文末配有一幅涂成绿色的照片，其中这位已故的银幕女神在一棵新鲜蔬菜的菜心中露出一张笑脸）等等。

人们曾无数次地目击复活的猫王。崇拜猫王，包括崇拜他那珍贵的脚指甲和其他遗物，他的图标以及众多朝拜者，正在成为一门羽翼丰满的新宗教。但这个宗教必须珍视自己的声誉，否则就可能被更新近的“戴安娜王妃崇拜”取而代之。戴安娜1997年离世后，排长队在悼念册上签名的人士报告给记者，说透过一扇窗户，清楚地看到了戴安娜的脸从挂在墙上的一幅旧画像中望着他们。就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最黑暗的日子里，天使蒙斯现身于士兵们面前一样，无数目击者说自己“看到”了戴安娜王妃的幽灵。小报的煽风点火让这个消息像野火一样，在哀恸的人群中迅速蔓延。

电视这种媒体，影响力更大于报纸，我们几乎陷入了电视上盛行的特异功能宣传的重重包围。近年来，英国有一个恶名远扬的例子，就是一名信仰治疗师宣称，他能被2千年前朱迪亚（Judea）医生保罗的灵魂附体。英国广播公司（BBC）甚至都没有经过任何质疑，就慷慨地提供了半个小时的节目，把他的梦幻当成事实来宣传。后来——在1996年爱丁堡电视节一场关于“卖身投靠超自然”的公开辩论中，我顶撞了这个节目的编辑。编辑的主要辩护理由是，那个人曾经医治过很多病人。他认为有这一点就足够了，只要治疗师能给患者带来一些安慰，谁会关心是不是真的发生了“灵魂附体”？而真正让我崩溃的是——英国广播公司为宣传这场闹剧所随堂派发的彩色宣传册。宣传册上鸣谢专家、监制人员这些栏中，没有别人，统统是“朱迪亚的保罗”！在电视上展现给观众一个精神病或骗子的离奇信仰，或许有情可原——这也许可以被看成是娱乐，甚至是荒诞喜剧（虽然我觉得，建立在这种荒诞故事上的节目，就像最近风行美国的在电视上解决婚姻暴力纠纷一样，根本就是既让人无法接受，又让人大笑不能）。但是，对英国广播公司来说，用长期积累的公司声誉为这种荒唐节目摇旗呐喊、照单全收，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

喜欢用特异功能、怪力乱神吸引观众的电视节目，有一个既廉价又有效的套路：雇用一些普通魔术师，但是反复告诉观众，他们不是魔术师，而是真正的特异功能人士。这时，他们丧心病狂、变本加厉地蔑视观众的智商，这些表演不会像正常的魔术表演那样，进行“质量管理”，预先做检查展示。“真诚”的魔术师至少要向观众展示，他袖子里没有藏东西，桌子底下也没有牵绳儿。可是当一名演员戴上“特异功能”的帽子之后，甚至连这些基本过场都不必做了。

现在，我要介绍近期卡尔顿电视台“难以置信”系列节目中的一次真实的电视表演——心灵感应；策划者是英国电视台的荧屏老将——大卫·弗罗斯特（David Frost），他最适合干电视这一行，有些政府官员认为他“功当封爵”，评论家们非常看中他的赞许。表演者是来自以色列的父子搭档，其中被蒙住眼睛的儿子能够“通过父亲的眼睛看东西”。表演时，任意旋转一个转盘，转盘停下时出现一个数字。父亲紧盯着数字，费力地、紧张地张开和合上自己的拳头，然后用迸发出来的吼叫声问他的儿子：“你，猜得出来吗？”儿子回吼一声：“我，猜得出来！”当然，他说出了正确的数字，于是掌声四起。多么不可思议！而且，亲爱的观众，请别忘了，这是电视现场直播、是真实的节目，而不是《X档案》（The X-Files）之类的虚构电影。

我们所目睹的，只不过是一个很平常的老把戏；至少早在1784年，西格诺·皮内蒂（Signor Pinetti）就已常在音乐厅里表演这种魔术。父亲可能通过一些简单的暗号，把看到的数字传达给受过良好训练的儿子。那听起来没有什么意义的吼叫：“你，猜得出来吗？”就可能含有关于数字的暗号。大卫·弗罗斯特不应该自己瞠目结舌，而应该试一试蒙住那个儿子的眼睛，或者堵住那位父亲的嘴。这把戏与普通魔术表演的唯一不同之处，就是：一家受人尊敬的电视公司把这档节目称为“特异功能”。

我们大多数人不知道“魔术师是怎么样变魔术的”，我也经常被他们蒙得目瞪口呆。我不知道他们怎么会从帽子里拿出兔子，怎么会锯断箱子，而丝毫不伤害藏身其中的美女。但我们都知道，如果魔术师愿意，他会告诉我们非常合乎情理的内幕（我们也完全理解，他不会自我揭穿）。可是，当电视台给同样的魔术贴上了“特异功能”的标签之后，我们为什么就会认为它是一项真正的神迹呢？

还有一些表演者似乎能“感觉”出观众中的某个人曾经有一位心爱的人，名字以M打头，曾经养一只哈巴狗，而且死于与胸部有关的某种疾病。这些“天眼通”和“灵媒”貌似神通广大，能获得“用平常方法不可能得到”的信息。我没有篇幅更详细地描述这类事件，但这个把戏对魔术师来讲是常识，行话叫“冷读术”。它很巧妙地把一些常识（如很多人死于心力衰竭或肺癌）和钓鱼钓出来的特别线索（当你和某人熟悉之后，他会无意识地透露很多事情）结合起来，再加上听众们总是喜欢记住说中的事，而忘记没有说中的事，于是这把戏就成功了。“冷读者”还经常雇用密探、线人，偷听观众进场时的谈话，甚至盘问观众，在开演之前把这些报告给正在化妆间的表演者。

如果一位特异功能人士，能真的演示一次经受住科学适当检查的心灵感应（或预知未来、意念移物、投胎转世、永动等等），他将成为物理学家所不知道的全新定理的发现者。通过心灵感应将人们心心相连的新能量场的发现者，或者能不耍把戏、意念移物的新的基本力的发现者，他理应获得一个诺贝尔奖，而且极有可能获得。如果你已经拥有这一革命性的科学秘密，那为什么还把它浪费在大搞噱头的电视娱乐中呢？为什么不正当地证明它，让人们欢呼“天上掉下个新牛顿”呢？当然，我们知道真正的答案——你做不到，你是假的。但是，因为那些容易上当或见利忘义的电视制片人，江湖骗子们大发横财。

前面已经说过，有些“特异功能人士”手法足够娴熟，能够骗过大多数科学家；而最有资格看穿他们的人士，不是科学家，而是魔术师。这就是为什么最著名的通灵人或灵媒一旦听说观众席前排坐满了专业魔术师，通常就会找借口拒绝上台演示。有很多优秀魔术师，包括美国的詹姆斯·兰迪和英国的伊恩·罗兰（Ian Rowland），专门在公开场合复制著名特异功能人士表演的“奇迹”，然后向观众解释：这些只不过是平常戏法。印度的理性派（Rationalists）是具有奉献精神的年轻魔术师，他们上山下乡、远赴各村巡回演出，用“其人之道”复制“圣人”所谓的“奇迹”。不幸的是，真相大白之后，仍然有很多人相信这些骗术。另外一些人则绝望地辩护说：“好吧，也许兰迪是用变戏法来做到这些的，不过，这并不能说明其他人创造的奇迹是假的。”伊恩·罗兰绝妙地反驳说：“是啊，如果他们真的是在创造奇迹，那他们用的可是笨办法！”

通过误导天真汉，可以赚取大把钞票。普通魔术师通常很难从“儿童派对”市场中脱颖而出，登上全国性电视节目。但是，如果普通魔术师把自己的戏法吹嘘成真正的特异功能，那局面就豁然开朗了。电视台渴望同这些骗子的骗局合作，好提高收视率。当一种成熟的把戏表演完毕，那些演员观众往往不是礼貌地鼓掌，而是装腔作势地倒吸一口冷气，以引导观众相信他们“真的看到了不服从物理定律的东西”。意乱神迷的人们则开始重温自己对于鬼魂或精灵的臆想。电视制片人赶紧同这些骗子签约，并招聘演员来复制表演他们的障眼法（从而不难达到欺骗广大观众的目的），而不是把他们送到医院去看一位好的精神病医生！

我的这些话有被读者误解的危险，很有必要消除这种危险。我们还不能很自满、很轻易地宣布，我们的现代科学知识已经知道了这其中的一切——我们能够肯定，星相学和显灵都是一派胡言，不需要再深入探讨下去，就因为现代科学无法解释它们，这一点就够了。说真的，所谓星相学是一堆空话，这是不证自明的吗？我怎么知道一名人类女子不会生出一只7斤重的小猫？我怎么就能肯定猫王没有光荣地复活，只留下一口空墓穴？毕竟世界上发生过奇奇怪怪的事情，或者更确切地说，我们认为是常识的东西（如无线电），对于我们的祖先，无论从哪方面讲都是不可思议，犹如鬼怪显灵。对我们来说，手机可能只是火车上让人心烦的小玩意儿；但对我们19世纪的祖先来说，火车已经是新生事物了，手机看上去将是纯粹的魔法。正如传播“科学和技术威力无限”的著名科幻作家亚瑟·克拉克（Arthur C.Clarke）所说：“任何特别先进的科技都和魔法难以区别。”这被称为“克拉克第三定律”，我后面会再探讨它。

第一位开尔文爵士——威廉·汤姆森（William Thomson）是19世纪英国最著名、最有影响力的物理学家之一。他曾令达尔文如芒在背，因为他用极大的权威“证明了”地球年龄之小，根本不容生物发生进化；但是我们现在知道，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归功于他的，还有以下三个著名的、自信的预言：“无线电没前途”、“比空气重的飞行器不可能飞起来”、“X射线将被证明是个骗术”。他大力贯彻了怀疑论，以至于这为他博得（或者说挣得）了后世的嘲笑。

亚瑟·克拉克在其预言性作品《未来的轮廓》（Profiles of the Future，1982年）中讲述了一则类似的故事，警告我们“教条式怀疑论”具有危险：1878年爱迪生宣布他正在研究电灯，英国议会立即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来调查其中的虚实。这个专家委员会报告：爱迪生的异想天开（即我们今天所知的电灯——作者注）“对我们大洋对面的朋友来说，是不错的成绩……但不并值得实业人士或科学家关注”。

为防止这些故事听起来像是一系列反英宣传，克拉克也援引了两位美国杰出科学家对飞机议题的评论。天文学家西蒙·纽科姆（Simon Newcomb）实在很倒霉，出言不慎说了下面这段话，撞到了枪口上，因为在此后不久的1905年，莱特兄弟就实现了开拓蓝天的丰功伟绩。

结合我们已知的材料、机器形态和动力形式，不可能构成一架实用的机器，使得人类能够在空气中长途飞行。在笔者看来，对这一问题的演证，就像对任何物理事实的演证一样，都已证明完毕。

另一位美国著名天文学家威廉·亨利·皮克林（William Henry Pickering）明确地说，比空气重的飞行器虽然是可能的（他不得不这样说，因为形势比人强——莱特兄弟已经实现了载人飞行），但永远不会成为一个可靠的实用建议：

大家的脑海里往往呈现这样的想法：巨大飞行机器，就好像我们的现代汽船一样，运载大量旅客快速飞越大西洋……可以稳妥地说，这类想法是十足的幻想；即使飞行器能运载一两名旅客飞越大西洋，其费用也将令人不堪重负……还有一种流行的谬论是期望它们获得巨大的速度。

皮克林接着通过权威地计算空气阻力效应来“证明”飞机的速度永远不会超过他那个时代的高速列车。乍一听，皮克林的话很像1943年时任IBM总裁的托马斯·约翰·沃森（Thomas J.Watson）所说的“我认为全球市场对电脑的需求量可能是5部”。但将这两位相提并论并不公平。沃森的确预言过“电脑将越来越大”，就这一点来说他是错的；但他并没有像开尔文爵士等人贬低航空旅行那样，贬低电脑在未来的重要性。

这些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故事，对于过度热情的怀疑论者来说，的确是严厉的警告。对于任何看着不熟悉或暂时无法解释的事情，固执己见的怀疑都不是一种美德。那么，这种教条式怀疑论和我公开宣称的“对星相学、猫王复活的怀疑论”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呢？我们怎么能知道什么时候怀疑论是对的，什么时候又成了刚愎自用、不可容忍的短视呢？

让我们思考一下人们可能告诉我们一系列类型的故事，并思考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怀疑态度去对待这些故事。最开始的那些故事，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假的，但我们并没有特别的理由去怀疑它。例如，在伊夫琳·沃（Evelyn Waugh）的《武装的人》（Men at Arms，1952年）一书中，喜剧角色阿普索普（Apthorpe）常常对叙事人盖伊·克罗奇贝克（Guy Crouchback）谈起他的两位婶婶，一位住在彼得伯勒，一位住在顿布里基·威尔斯。临死时，阿普索普终于坦白他只有一位婶婶。哪一位是编的呢？盖伊·克罗奇贝克问他。“当然是彼得伯勒的那位。”“你可真的把我骗苦了。”“是的，这是一个很好的玩笑，不是吗？”

不，阿普索普开的并不是一个好玩笑，正因为如此，才让伊夫琳·沃说笑话拿阿普索普开涮成为趣事。毫无疑问，有很多资深女士居住在彼得伯勒，所以如果有人告诉你他有一位婶婶住在彼得伯勒，你并没有什么理由来认为他在说谎。除非他有特别的动机要欺骗你，否则你怎么会质疑他呢？如果兹事体大，你才应该明智地去动身寻找必要的证据。那么现在，假设有人告诉你，他婶婶能够通过冥想和意念浮在空中，她盘腿而坐，通过美善的冥思，再念一些咒语就可以让自己离开地面，悬浮空中，甚至翱翔起来；你为何会对此大表怀疑，远甚于怀疑那位告诉你“有婶婶住在彼得伯勒”的男子呢？毕竟这两个事件，都有人声称目睹，你为何厚此而薄彼呢？

最明显的回答就是：科学无法解释“通过意念力悬浮空中”。但是，这仅仅指的是今天的科学。这个问题直接把我们带回了克拉克第三定律，以及重要的一点：任何时代的科学，都不能解答所有的问题，并且任何时代的科学终将被取而代之。也许将来某一天，物理学家将彻底理解重力，并研发一种反重力机器。从而，对于我们的后代来说，那位婶婶悬浮空中就好比今天的喷气式飞机一样稀松平常。那么，克拉克第三定律是否就授权我们去相信随便什么人杜撰出来的奇谈怪论呢？如果有人声称目睹了他婶婶盘腿悬浮空中，或者一个土耳其人坐在魔毯上垂直飞升到清真寺的塔楼，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对他的故事照单全收？——鉴于我们的祖先曾经怀疑无线电的可能性，但后来证明他们都错了。不，这些当然不足以让人相信悬浮和魔毯。但是，为什么不能呢？

克拉克第三定律反过来并不成立。已知“任何足够先进的科技都和魔术难以区别”，并不能推论出“（随便什么时候的）随便什么人编造的一套奇思怪想，都会符合将来的科技进步”。是的，在一些场合，一些表示怀疑的学术权威被啪啪打脸，黯然离去。但是，人们做出的多得多的奇思怪想，则从来没有被证实是对的。今天使我们吃惊的绮梦幻想，有少许会在将来成为现实；但是今天更多的奇思怪想，在将来也不会成为现实。关键是要披沙拣金、去伪存真，从那些永远属于奇幻和魔法范畴的诳语中，甄别出来可能发生的少数事情。

如果你听到了一则惊人的或奇迹的故事，你得首先问问自己，提供消息给我们的人，有没有骗人的动机？或者，我们可以用其他方法去评估他的可信度。我记得在一次招待晚宴上碰到一位哲学家，他给我讲了如下的故事：有一天，他在教堂里，看到一位牧师，保持跪姿悬浮在离地面20多厘米的空中。在他继续讲述他所目睹的另外两件怪事的时候，我很自然地增加了对这位晚餐伙伴的怀疑程度。他说，有一次作为不良少年的监护人，他发现这些少年的阴茎上都有“我爱妈妈”的文身。这些故事虽然令人难以相信，但也并非没有可能。和牧师悬浮空中的情况不同——如果少年文身的事是真的，并没有任何“科学大道理”能够质疑此事。不管怎么说，它给我提供了一个有用的参考视角，来评估这个人的诚实性。在另外一个场合，这位爱讲奇闻逸事的话唠先生说，他看到一只乌鸦在划一根火柴，同时支起一个翅膀挡住刮来的风，我忘记了这只乌鸦是不是还在香烟里放了一些毒品。上述的三个例子加在一起，应该要认定我的这位朋友是一位不可靠的（虽然爱逗乐的）“目击证人”。说得淡然一些，在我看来，假设他是一个撒谎者的可信性，远高于“他那三个牵强的故事是真实的”这个假设。或者也很有可能他是一个疯子、一个产生幻觉的癔症患者，或者他是在研究牛津大学的先生们是否轻信。

作为一名哲学家，这位教授应该知道由18世纪苏格兰大哲学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建立的逻辑检验方法，我认为那是无懈可击的：

没有什么证词足以建立一个奇迹，除非这一证词为假的话，会比它试图建立的事实更加荒诞离奇。

——《论奇迹》，1748年

我将以休谟思想为指导，去检验一个据说“被确切地证实了的奇迹”，据说有7万多人目睹了这一神迹，而且这一事件尚在当代人的记忆之中。这就是法蒂玛圣母显灵事件。我引述某罗马天主教网站上的一段话，它指出，在很多宣称目睹圣母马利亚的事件中，这一件的不同寻常之处在于，它得到了梵蒂冈官方的承认：

1917年10月13日，7万多人齐聚于葡萄牙法蒂玛城的科瓦达伊利亚广场（Cova da Iria）。他们来这里是为了见证一个神迹，圣母预先把这个神迹告诉了三位年轻信徒：露西亚·多斯桑托斯（Lucia dos Santos）和她的两位表姊妹——雅辛塔（Jacinta Marto）和弗兰西斯科·马托（Francisco Marto）……午后不久，圣母现身于三位信徒面前。圣母将要离去的时候，指了一下太阳，露西亚激动地重复了这一动作，人们仰望天空……然后人群中发出了恐惧的倒吸气的声音，因为太阳仿佛挣脱了天空，就要坠落到恐惧的人群当中……就在那个火球要砸到人们头上毁灭他们的时候，神迹终止了，太阳又返回了原位，像往常一样发出平和的光芒。

如果看见太阳移动之神迹的人只有一个露西亚（首先要对法蒂玛崇拜负责的少女），就不会有很多人把它当成一回事儿——这可以解释成一个人的幻觉，或是明显有所图谋的谎言。可是有7万人目睹了这一奇迹，难道这7万人同时成为了幻觉的牺牲品？能有7万人串通起来撒同一个谎吗？或者实际上并没有7万人，那么，编造人数的记者，又怎么能够逃脱天下悠悠之口呢？

让我们应用休谟的判断标准。一方面，我们被要求去相信这是一次大众幻觉，是光线玩的把戏，或是7万人合谋撒谎。这确实不大可能。但从另一方面看，“太阳确实发生了移动”就更不可能了！高悬法蒂玛上空的太阳不是某些人的私有财产，而是照耀地球白昼一边亿兆斯民的共同的太阳。如果太阳真的移动出位，而如此剧变只被法蒂玛的几万人所目睹，却不被法蒂玛之外的几十亿人所看见，那么这就应该是一个更大的奇迹。人们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如果太阳真的以传说的速度移动，整个太阳系就要崩溃了。我们别无选择，只能按照休谟的思路，选择比较现实的解释，得出结论：与梵蒂冈的官方信条相反，根本就没有发生过蒂玛奇迹。还是不要让我们来解释7万名目击者怎么会受到误导吧？

休谟的论证仍然是关于权衡概率的问题。如果走到我们设想的一系列奇迹的极端，是不是有我们可以完全排除和永远排除的推测或宣言呢？物理学家都认可：如果有发明家申请永动机专利，你甚至看都不用看他的设计，就可以稳妥地驳回，因为任何永动机都违反了热力学定律。亚瑟·爱丁顿爵士说过：

如果某人向你指出，你所宠信的有关宇宙的理论与麦克斯韦方程组不一致——这对于麦克斯韦方程组可能也不妙。如果发现它与观察所得相矛盾（好吧，除了那些实验员做事笨手笨脚的时候外），你的理论被发现违背了热力学第二定律，我就不能给你任何希望了。你除了在最深的耻辱中崩溃，再无选择。

——《物理世界的性质》，1928年

在这段话的第一部分，爱丁顿爵士聪明地故意退避三舍，从而使得他在第二部分的可信度更有冲击性。可是，如果你仍然觉得他太过自信，你觉得他是在挑战一些目前尚不能想象的未来技术，自找麻烦的话，我也只能随便你了。我不会逼人太甚，而是与休谟同在——对于相对概率采取较弱的立场。骗子、错觉、诡计、幻觉、诚实的错误或彻底的欺骗掺和在一起，就构成了一种更大的可能性，以至于我总是不相信那些随便的“观察”或“二手故事”会灾难性地推翻现有的科学。毫无疑问，现有的科学在将来都会被推翻（扬弃），但它绝不会败给奇闻逸事或电视表演，而是被严谨的研究、重复、解析、再次重复等所推翻、扬弃。

让我们回到“不可能性”的谱系中，“小精灵”会落在“阿普索普的婶婶”和“永动机”之间的某个地方。如果未来真的发现了一种小巧的、蝴蝶大小的人，还长着翅膀、穿着时髦的小衣服，那这不会违背任何重大物理学原理。它不会像发明永动机那样具有革命性。当然在另一方面，生物学家将要费很大心思，才能把小精灵纳入现有的生物分类系统。这些小精灵是从哪里进化出来的？化石记录和现有的动物学都未能显示任何“生有可以扇动之翅膀的灵长目动物”。如果他们是突然并且独立地进化成一个和我们十分相近的物种，那就着实令人吃惊，就像一些著名的假照片曾经使以容易受骗著称的亚瑟·柯南道尔爵士兴奋不已一样，假照片中的角色甚至穿着1920年代的时髦服装。

一些传说中的生物，比如尼斯湖水怪、喜马拉雅山的“可怕的雪人”耶蒂，还有刚果的恐龙等，位于光谱中更接近柯南道尔的“比较可能的传说故事”的地方。我们没有彻底的理由来否定“貌似蜥蜴的孑遗生物继续生存在尼斯湖里”。如果它们真的存在，或者在刚果发现了一种真正的恐龙，我将真的很难用语言告诉你——我和所有的动物学家们，将多么欣喜若狂。这样的发现既不会冒犯生物学规则，也肯定不会违反物理学定律。这些听起来不像真的，唯一理由，就是最后的恐龙生活在6500万年以前，从那时到今天，时间是那样漫长，很难让一个繁衍生息的种群隐藏下来而没有任何化石踪迹。至于耶蒂——有直立人或巨猿（Gigantopithecus）种群幸存下来这种前景，如果真的能让我相信的话，我不知道会多么兴高采烈。我深深希望我能（幸福地）认为这种想法的可信性胜过那个“休谟解释”选项——那些不过是幻觉，是旅行者编造的故事，或者是无辜地误读了被阳光放大的动物脚印。

1938年8月30日，奥森·威勒斯（Orson Welles）将赫伯特·乔治·威尔斯（Herbert George Wells）的科幻小说《星际战争》（The War of the Worlds）改编成广播剧在电台播出（这个广播剧现在仍然很有名），结果恐慌在听众当中蔓延，传说甚至有人因此自杀，因为他们听信了谣言，认为该剧的第一场是火星人入侵地球的可信的新闻公告。后来，这个故事成为人们取笑“美国人容易上当”的一个话柄——我就一直很为美国人鸣不平，因为来自外层空间的入侵并非不可能，而一旦发生外星人入侵，我们首先在广播里听到的，很可能只会是一则新闻快报。

飞碟的传说经久不衰，可是科学界倾向于拒绝相信这些故事。为什么？并不是因为“外星来客”不大可能，或者说非常不可能，而是因为——把它们解释为欺骗或幻觉更为合理。事实上，由认真负责的业余爱好者和专门的科学家组成的团队，的确花了不少精力去调查形形色色的飞碟事件，不厌其烦地考察了其中的细节。可是，调查一次又一次地揭穿了这些故事。调查的结果往往发现，很多飞碟事件都是简单拙劣的骗局。恶作剧的肇事者有利可图，因为不管这些故事编造得多么低劣，总会有出版商花大钱买这些故事。这些伪造的故事还养活了生产飞碟图案T恤衫和马克杯的整个行业。或者调查发现所谓的“飞碟”就是飞机、飞艇或气球，只不过被人们从一个特别的角度看到，或者从某一个角度被照亮了。有时候“飞碟”是海市蜃楼或光线玩的其他把戏，有时候是秘密军事飞机的身影。

也许有一天，真的会有外星飞船来造访我们，但直到现在，与屡见不鲜的欺骗和幻象相比，任何飞碟目击报告为真的可能性仍然小得可怜。对我来说，令大多数飞碟事件之可信性大打折扣的理由是：非常滑稽，报道的外星人长得都和普通地球人差不多，或者很像最近电视上出现的虚构的生物。很多外星人和人类男性非常相像，以至于渴望同人类女性交媾，甚至生下可以繁衍后代的子裔。正如卡尔·萨根等人指出的那样，这些疯狂绑架人类的人形外星人，看来是17世纪之魔鬼和女巫的现代版本。

由于电视、报纸等权威媒体的煽动，星相学、特异功能和外星人来访已经敏捷地暗度陈仓，占据了广大观众的头脑。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这种倾向利用了我们本性中值得赞扬的“好奇若渴”的一面，于是我们就在这里陷入了矛盾的境地——我们应该鼓励这种好奇若渴的倾向吗？但是，我们也完全可以安慰自己，因为科学能够更令人满意地“喂饱”我们的“好奇若渴”，用教育来打击迷信，应该不是一件难事。但我推想，还有“另外的一种力量”在起作用，使事情变得比较困难。这种力量就其本身来讲，是一种相当有趣的心理力量，我在本章剩余部分意图说明这一点，因为只有充分理解这一点之后，才能有效地限制它带来的危害。我所说的“另外的一种力量”，是一种正常的、从很多角度来看都值得拥有的一种儿童的轻信。但如果我们不注意它的发展，长大之后仍然童心不改，就会带来不幸的结果。让我从我的一次个人经历谈起。

我和我姐小的时候，在有一年的愚人节，父母和叔叔、阿姨们跟我和姐姐玩了一个简单的游戏。他们宣称在阁楼上发现了一架“他们小时候坐过的小飞机”，现在想让我们也坐着小飞机上天兜一次风。当时坐飞机还是稀罕事，我们异常兴奋。大人们的唯一的“乘机规定”是：我们必须蒙住眼睛。他们拉着我们的手，咯咯笑着跌跌撞撞地穿过草坪，然后把我们俩用皮带牢系在座位上。我们听到了引擎启动的轰鸣，经过一番颠簸之后，我们飞了起来，在不稳定的气流之中摇摇晃晃、盘旋飞行。不时地，我们明显地从树梢上掠过，因为我们感觉到了树枝轻柔地刷过身体，迎面还吹来一阵令人愉快的疾风。最后我们降落了，东倒西歪的飞行之后，我们脚踏实地地着陆了！大人们解开我们眼睛上的蒙布，笑着说穿了刚才的秘密。——其实哪里有什么飞机！我们仍然站在刚才“起飞”的地方，一步都没有离开过。我们刚才乘坐的“飞机”，就是摆在花园里的那把椅子；其实是爸爸和叔叔把它抬起来，一会儿向上，一会儿回转，一会儿猛然盘旋，模仿飞机的飞行。根本没有引擎，只有一台吵闹的吸尘器，还有一台电风扇向我们脸上吹风。妈妈和阿姨站在椅子旁边，挥动着树枝，在我们身上拂来拂去。“坐飞机”的时候是那样的有趣。

我们那时候是轻信的儿童，对大人充满信任感，渴望着某一天真的像爸爸答应过的那样坐一次飞机，但那时候我们一点儿也没有纳闷为什么要蒙住我们的眼睛。如果真的有人带你去坐飞机，可是什么也不让你看见，不是很自然地应该问一问“为什么”吗？但是我们都没问。父母只是告诉我们，由于一些不能说明的原因，必须蒙上我们的眼睛；而我们马上就同意了。也许他们利用了人类“不要扫兴、破坏了惊喜”的祖传秘方。我们根本没有想到，如果大人们中至少有一个人曾是训练有素的飞行员，那他们为什么以前对我们保密呢？我认为我们当时甚至没有问是谁当过飞行员。我们的头脑中就是没有怀疑这根弦。我们对父母是如此信任，我们甚至不害怕飞机会撞到山上。后来大人解开了我们眼睛上的蒙布，告诉我们被当傻瓜耍弄了，但我们仍然没有停止相信大人们讲过的那些故事：圣诞老人、小妖精、天使、天堂、快乐狩猎场等等。有意思的是，我的母亲后来把这件事忘得干干净净，但她却记得小时候我姥爷跟她和她妹妹玩过同样的游戏。我姥爷扯得更过分，因为他的飞机是在屋子里“起飞”的，告诉孩子们说“飞机从窗户飞出去的时候要小心低头”。妈妈和她妹妹仍然上当了。

儿童天生就轻信。他们当然是这样，你还能指望他们怎么样呢？他们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什么都不知道，相比而言，他们周围的成年人却似乎“无所不知”，比如知道火会烧疼人、蛇会咬人、不穿衣戴帽站在大中午的太阳底下会晒黑蜕皮，我们现在还知道这样会罹患皮肤癌，等等。而且，更科学的通过试错来学习、获得有用知识的方法，对儿童而言常常不可行，因为犯错误可能会付出惨重的代价。比如你妈妈叫你不要在湖边玩水，因为水里面有鳄鱼，你最好不要怀疑这是假的，不要把大人的话当作耳旁风。如果你说“谢谢妈妈，不过我还是想亲身试验一下”，结果，这样的试验十有八九会让你搭上小命。不难理解，为什么自然选择（适者生存）会惩罚喜欢试验和怀疑的头脑，而特别偏爱儿童的轻信。

但是，轻信也有一个并无救命作用的、不幸的“副产品”。如果爸妈告诉你某些假话，你也只能相信。你怎么会不相信呢？儿童的头脑还没有发育成熟，分辨不出什么是对真正危险的严肃警告，什么是吓唬（比如你要是不听话，就会变成瞎子、会下地狱等）。如果孩子们的心智已经足够成熟了，就再不需要这样的警告了。轻信作为一种救命的手段，同时也带来了不利的方面。你相信别人讲的话，不论真假。父母和大人们知道的东西太多了，所以孩子们也自然地认为大人们无所不知，应该相信他们。于是，当他们告诉你圣诞老人从烟囱里爬进来、用信仰“移山”等等，你当然也就相信了。

儿童容易轻信，因为他们如果要履行其生命中的“毛毛虫阶段”的角色，就需要轻信。蝴蝶生有翅膀，是因为它们的使命是定位异性蝴蝶究竟在哪里，以及把后代传播到一株新的可以提供食物的植物上。它们胃口不大，只需要偶尔吸食一点花蜜就满足了。与生长阶段的毛毛虫相比，蝴蝶吃的蛋白质很少。一般来说，幼期的动物都要为“长成能够生儿育女的成体”做准备，毛毛虫吃得多，就是为了早日化蛹成蝶，之后才能飞行和繁殖。为此目的，它们没有翅膀，但有强有力的咀嚼器官和专心致志的、嗜吃的好胃口。

人类儿童也因为类似的原因而需要轻信，儿童们是吞食信息的毛毛虫，他们将在一个复杂的、基于知识的社会中，变成能够养育下一代的成年人。对他们而言，最重要的信息餐饮来源是周围的长者，特别是自己的父母。毛毛虫具有上下颚能够吞吃甘蓝菜叶，能够咀嚼和吮吸汁液；小孩子也同样具有大大的眼睛和耳朵，有像海绵一样适于吸附的饥渴头脑，能够吸收语言和知识。他们是对成人知识的吮吸者。父母、先辈们创造的灿烂文化，这些海量知识如同信息之浪潮、智慧的洪水，涌入儿童的大脑。顺便说一下，很重要的一点：我们不能把这个毛毛虫类比扯得太远，因为孩子们是逐渐变成大人的，不像毛毛虫那样突然地化茧成蝶。

记得有一次圣诞节，我温和地挑逗一个6岁的小姑娘，我说，让我们来算一下，圣诞老人爬完世界上所有的烟囱需要多少时间？假设每根烟囱都长6米，总共有l亿户家庭有小孩，我故意地大声提问：那么在圣诞节的黎明到来之前，圣诞老人爬完所有的烟囱，速度要多快才行？他恐怕没有时间蹑手蹑脚地走到每个小朋友的床前吧，因为他的行动速度应该是突破了音障，对不对？这位小姑娘理解了我的话，认识到其中有问题，但她却一点也没有为此而烦恼，她放下了这个话题，不再追究。父母讲给她的故事很明显可能是假的，但小姑娘从来没有意识到这种可能性。虽然她说不出这样的话，但她的意思是这样的：如果物理定律使得圣诞老人不能施展本事的话，那么这些物理定律也同样处境不妙吧。她父母告诉她，圣诞老人要在圣诞夜的几个小时内爬进所有的烟囱，这就足够了。事情一定是这样的，因为爸爸妈妈就是这样说的。

我的主张是：轻信在儿童身上可以是正常的、健康的，但到成人身上就会变成不健康的、应受到谴责的。“长大成人”一词在其最完整的意义上，应当包括养成“健康的怀疑精神”。凡是容易上当受骗都被称为幼稚，因为这在幼童中很普遍——而且可以原谅。我怀疑这种幼稚在成人身上的延续，源于深深地怀念逝去之童年的安全感和舒适感。1986年，著名科普和科幻作家艾萨克·阿西莫夫很好地表达了这样一点：“只要观察一下伪科学中的每一个部分，你都会发现一条安全的毛毯、一根可以吮吸的大拇指、一片可以牵住不放的衣角。”对许多人而言，童年就像一个失去了的乡村乐园，一个天堂，那么让人安心、信赖，它的梦幻可以带我们飞向无忧仙境。在我们躺在泰迪熊的怀里进入梦乡之前，可以听到各种催眠的童话故事……回头来看，纯真的童年，似乎过得太快。我喜欢父母带我坐旋转飞车，飞得高高的像放风筝，穿过树梢，喜欢他们给我讲牙仙子和圣诞老人、巫师墨林与他的咒语、婴儿耶稣与东方三贤士。所有这些故事丰富了童年，同其他许多事情一起，在我们的记忆中刻下了一段迷人的过去。

成年人的世界似乎寒冷、空洞，没有仙女，没有圣诞老人，没有玩具王国或纳尼亚异世界，没有死去的宠物都会去的快乐狩猎场，没有天使——守护天使或花园仙子。但是也同样没有妖怪、没有地狱烈火、没有邪恶的女巫、没有鬼怪、没有鬼屋、没有魔域、没有精灵或者食人魔。而且，泰迪熊和洋娃娃，原来并没有生命。但成人有同床共枕的伴侣，温暖、生动、温馨可人、能交谈、会思考，与儿童对毛绒玩具的爱相比，这种爱更具回报，不管曾经的玩具是多么温柔、可爱，让人不由得想抱在怀中。

没有正常地长大，就是将童年的“毛毛虫”本性（当时是一种优势）保留到了成年时代（这时就成为一种缺陷）。在儿童时代，我们的轻信很好地为我们服务。它帮助我们以非凡的速度，打包吸收我们父母、祖先的智慧，武装自己的头脑。但如果我们在应当的年纪还不能脱离这种幼稚，我们的毛毛虫本性就使我们成为星相大师、灵媒、邪教头目和江湖郎中们的活靶子。人类儿童的天性和精神上的毛毛虫本性，是为了浸淫于各种信息和知识当中，而不是去批判它们。如果后来发展起来批判的能力，那是因为克服了这些童年倾向，而不是因为这些童年倾向。儿童大脑中的吸水纸，是没有希望的苗床，不利于成人发展怀疑精神。我们需要用成年人的科学中的“建设性的怀疑主义”，取代儿童头脑中自动的轻信。

但我怀疑这里还有另一个问题。我们把儿童视为“信息毛毛虫”是过于简单了。在儿童轻信的程序中有一处拧巴，在我们理解它之前，它几乎是自相矛盾的。让我们回到之前所描绘的儿童世界：儿童需要尽快从前辈那里吸收各种信息，可是，如果两位大人——爹和妈——给你的告诫相互矛盾，你该怎么办呢？如果你妈妈告诉你“千万不能接近蛇，蛇都能咬死人”，可是第二天，你爸爸又告诉你“大多数蛇都能咬死人，但有一种绿蛇除外，你甚至可以把它当宠物养”。这时，你究竟要听谁的话呢？——两种告诫可能都是对的，只不过妈妈希望你见到蛇就尽量避开，她的话涵括更加广泛，虽然把绿蛇也包括在内，是冤枉好蛇了。而爸爸的话则更具体、有针对性，对你具有同样的保护作用，在某些方面优于你妈妈的话，但如果不因地制宜的话，就可能出危险（比如当你去到一个遥远的国度）。不管怎么说，这两种相互矛盾的告诫容易搞乱儿童的头脑，引起危险。事实上，为人父母者往往付出艰辛努力，避免互相矛盾，他们这样做大概是很明智的。但是，自然选择在“设计”轻信程序的时候，可能需要建立一种方法来处理矛盾的意见，也许就是一个简单的优先规则，如“总是相信你最先听到的故事”，或者“首先相信妈妈，其次相信爸爸，最后相信其他成年人”。

有时候，父母告诫孩子们的特别目的，就是防止他们轻信其他成年人。父母应该给孩子的一条告诫是这样的：“如果有人说他是爸爸妈妈的朋友，让你跟他走，绝对不要相信他！不管他看起来多么和蔼，（特别是）给你糖吃也不能跟他走。只能跟你和你爸妈早已认识的成年人走，穿警服的人可以例外。”最近英国报纸报道了一则趣事：伊丽莎白女王的母亲、97岁的王太后有一次让其司机中途停车，因为她看到一个小女孩在路边哭泣，显然是走丢了。和善的老太太下车安慰小姑娘，并表示愿意送小姑娘回家，小姑娘却哭喊着说：“不行，不让我和陌生人说话。”在某些场合，父母要求孩子们做和“轻信”完全相反的事情：在面对诱惑和看似有理的、却与之前相矛盾的情况时，要坚定不移地相信之前成年人讲过的话。

“易受骗”和“轻信”这类词汇，本身就不太合适用来描述儿童。真正轻信的人，听信最近听到的任何话，即使这些话违背以前别人告诉他们的。我想方设法要加以阻止的，不是儿童们本性中纯真的轻信，而是一个复杂的、把容易上当受骗和它的对立面（一旦接受某一理念就顽固地坚持到底）结合在一起的东西。它的全部构成就是早期的极端容易上当，再加上后来的同样固执且不可动摇。你可以看到这样的结合有多么大的危害性。那些耶稣会老会士们知道他们所说的意味着什么：“把孩子的最先七年交给我，我就能交给你一个成人”（养儿七岁看到老）。